道教度牒制度的兴起与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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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sqn.net养生网导读:道教度牒制度,是封建政权管理道教教职人员户籍的一种特殊法制手段。这种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延续长达一千多年,是世界宗教史绝……

道教度牒制度,是封建政权管理道教教职人员户籍的一种特殊法制手段。这种制度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延续长达一千多年,是世界宗教史绝无仅有的,在道教史以及中国法制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封建政治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一种特殊历史产物。其实,这种制度来自早期原始道教的宅录命籍与道宅科录 活动,只不过早期原始道教的宅录命籍与道宅科录活动只限于道教内部,不属于政府行为。而度牒制度乃属于政府行为,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

一、早期道教的宅录命籍与戒籍制度

早在东汉末年,原始太平道就有簿书录籍的教制制度,在早期的道教经典《太平经》里就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当时的太平道在为道民传戒授箓的时候,要像地方政府登记户口一样来为道民受戒注籍,认为受戒后乃入神仙籍,即是天籍,可以得到上天神的管理:

故置善文于天籍,神仙籍与俗异录,当升之时,主籍之神及保人者乃知所部主,奉承教化,各有前后,不可自得。众神共治,务取合天心者。①

《太平经》认为戒经只能传于善人,并作为上天神护佑的凭证:

天喜善人,不用恶子,宜思书言,其文具足,可以自护,必得天福。②

其实,这就是原始太平道早期的戒籍制度,譬如《太平经》还说:

中有圣智,求索神仙,簿书录籍,姓名有焉。当复上为天之吏,案行人间。③

又如:

过重使退,地记所受,姓名如牒,不得留止,处有空缺,下人补矣。④

到祖天师张陵建立五斗米教团时,创立二十四治,每治设大治头,下设大祭酒、祭酒。受过戒的信徒称鬼卒,改治录籍,是称宅录制度:

民各投集本治,师当改治录籍,落死上生,隐突口数,正定名簿,三宣五审,令民名法。⑤

五斗米道以师宅为治,乃是一种以师宅为中心的基层宗教组织。大治头、治头、大祭酒、祭酒等是一方的道官,管理道民的宗教活动。张鲁管理汉中时,这种制度属于张鲁政权的政府行为。到南北朝时,这种行为显然是违法的,统治阶级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所以陆修静将其略加改动,称管理道民的教籍为副籍,朝廷的户籍为正籍,这样就使道教教制与政权法制的关系协调了:

道科宅录,此是民之副籍,男女口数,悉应注上。守宅之官,以之为正,人口动止,皆当营卫,三时迁言,事有常典。若口数增减,以注正命籍。⑥

五斗米道还规定三会日道民必须到师治所登记检查宅录命籍,使新入教的道民入籍,而去世的道民消籍。陆修静这种革新的教制唐释道宣《广弘明集》曾评价道:

昔金陵道士陆修静,道门之望,在宋齐两代,祖述三张,弘衍二葛。郗张之士,封门受录。意在王者遵奉。⑦

陆修静革新道教道宅科录的措施,受到封建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但当时的封建政权并没有把这种教制法律化,也就是说,当时的道宅科录制度虽然得到封建政权的承认和支持,但封建法制并没有将其列入国家的法律规条,所以不会受到当时法律的保护。因此,北魏的寇谦之果断地革除了五斗米道的租米契录制度,限制道官祭酒在道宅科录活动中索取道民钱财,得到道民的拥护和封建统治的赞扬。这样,北魏政权开始对寇谦之革除了租米契录制度的道宅科录"给予法律方面的认同和支持,北魏皇室给予寇谦之传度弟子的特权,开始把原本属于道教本身的道宅科录制度进行政权法制化。北魏孝文帝太平十五年(491) 秋曾下诏:给户五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招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

从此,道教传戒授箓活动受到国家法制制度的约束,政府开始对从事宗教活动的道士、女冠人员进行正统的国家户籍管理。

二、度牒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从隋唐开始,政府便对道教的录籍制度进一步严格管理,并派政府官员对道士、女冠受度活动进行严格监督,防止有滥收、做假行为。《唐书百官志》载:

崇(元)玄署:令一人,正八品下,丞一人,正九品下。掌京都诸观命数与道士帐籍斋醮事。两京度僧、尼、道士、女冠,御史一人莅之。

唐高宗乾封元年(666)正月下诏,规定:

兑州置观寺各三所,天下诸州置观寺各一所,各度七人。⑧

唐代对于道士受度入道正式列入法律规条,要求受度入道者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立文状条目入籍出家。《唐会要》载在长庆二年(1822)五月敕:

诸色人中,有情愿入道者,但能暗记《老子经》及《度人经》,灼然精熟者,即任入道。其《度人经》情愿以《黄庭经》代入者,亦听。亦令所司,具令立文状条目,限降诞日内投名请试,今年十月内试毕。⑨

《唐律疏议户》对私度入道者以严厉制裁:

诸私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即临之官私辄废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⑩

唐代道教的戒籍制度开始相应的完善起来,道士、女冠受戒后要订立包括姓名、出生、籍贯、受戒时间、地点、法师姓名、宫观名称在内的受戒盟文以及要受戒者修行供养,永为身宝等等。[11]

这显然是受唐代法制思想的影响。唐代从天宝八年(749)开始每年一度道士已成法律定式:

其年八月二十日,司封奏,每士籍每一载一度,永为恒式。[12]

唐政府对于传戒授箓的法师也给予很高的政治地位,并规定具有传戒授箓资格的法师必须由朝廷选任,如会昌二年(842)诏令:

其年十月,敕传度道门法箓归衡岳道士刘元靖,可加银光大夫,充崇元馆学士,仍赐名广成先生。[13]

唐代因老子姓李的缘故,道教一度受皇室的推崇,道教的人数不断扩大,从而使道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传戒授箓活动以及戒籍制度均受到政府法律的保护。

唐代末年因安史之乱,政府因为筹备军费而开始出卖度牒,从而使道教度牒制度成为封建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14]此法五代时即有施行。

应该说,道教度牒制度进入宋代才真正意义上具备成熟。宋代道士要取得度牒有三个途径:1.通过试经, 仁宗天圣三年(1025)要求: 道士、女冠礼经三卷以上, 读经七卷以上者为合格试。[15]南宋绍兴二年(1132)依元丰法试道童,念《道德》等经,四十纸为合格[16]。2.特恩,即由皇帝专门拨赐的度牒。如宋代影响较大以及供奉神御、掌金宝牌、藏有御书的宫观,如:建隆宫、元符宫、九霄宝殿等;宋王朝也经常恩赐度牒给有影响的高道,如:陈抟、刘能真等。宋代逢国家大庆,如皇帝、公主、贵妃、太子等生日以及皇后、公主出家者,皆特赐度牒。宋皇帝又喜驾车巡幸道观,也常常特赐度牒。宋代度牒制度比唐代更严格复杂,如宋有诏曰:

自今若愿入道须本师与本观知事同诣长吏陈牒,请给公验方许批度。[17]

若有私度者,捕系抵罪。宋初曾学唐末鬻卖僧道度牒,太平兴国元年(976)罢止。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起,又开始鬻卖僧道度牒,每年约六千道。[18]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因国库空虚,为救一时之急,宋政府开始大规模鬻卖僧道度牒。此法乃是采钱公辅所言:遇岁饥河,决乞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19]后世正式鬻卖度牒是自此开始的。其度牒由黄纸印制,伪造者甚多,故户部朱异始奏,至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令僧道改用绫牒。宋代度牒制度十分严格,国家定期要派官员勘验牒账:

道正司要勘验牒账,验明受戒道士的度牒;回收并上缴亡殁道冠的度牒,开具度牒遗失证明。[20]

宋代道教的传戒制度日臻成熟,童行取得了度牒,两宋的法律便承认他入道了。一般人也认为他是道士,但在教内只视其为预选道士",真正要成为道士,还须通过披戴与受戒。《三洞修道仪》言,领取度牒后:

戴二仪冠,黄绶衣,七条素裙,七幅靸鞋。已而迁经法于使部大乘之内,精一帙。业成后受《初真戒》,称太上初真弟子,号白简道士。[21]

披戴后的道士才能择时受《初真戒》。真宗咸平四年(1001)四月下诏:道士、女冠依例,十八岁许受戒。徽宗宣和元年(1119)十月诏:天下州府道士受戒就神霄玉清万寿宫宫殿下坛上,在京道士只就在京神霄玉清万寿宫。南宋宁宗十分强调童行必须在取得度牒后,才许披戴受戒。度牒制度成为宋代道士出家必不可少的法律手续:

凡宫观、寺院道释,籍其名额,应给度牒,若空名者越常数。[22]

从宋代建立度牒制度后,金元明清几代沿袭未改。不过金代规定考试的经典更多:

道士、女冠童行念《道德》、《救苦》、《玉京山》、《消灾》、《灵宝度人》等经,皆以诵成句,依音释为通,中选者试官给据,以名报有司。放度一名,死者令监坛以度牒中部毁之。[23]

元代对私度僧道的规定更加严厉:

诸弃俗出家,不从有司体覆,辄度人僧道者,其师五十七,受度者四十七,发原籍。[24]

到了明代,度牒制度发展到了高峰。应该说明初时,僧道度牒是免费发给的。但考试却很严格,私度因而激烈。明洪武九年(1376),立善世、玄教二院。十五年,给僧道度牒。二十八年,令天下僧道赴京考试给牒,不通者黜之。[25]《明会典》记载:

僧道度牒钦以三年一出给,仍要各司考试能通过经典者,申送到部,具奏出给,各布政司及直隶府县申呈开设僧道衙门具保道,僧人扎付僧录司,道士扎付道录司考试,如果中试,就申吏部施行。[26]

明代道教教团已将度牒制度列入其入教规条。如《天皇至道太清玉册》言:

凡道童自幼入玄门,习本教经书,长立果有道器者,如遇该年请给预先呈禀,道司申送请给。庶不乏人,是代代相承悠久之意。[27]

当时的道教已将查验度牒作为宫观管理制度的主要环节,这在《天皇至道太清玉册》里有描述:

凡宫观当置一簿,名曰云水籍,如遇四方云游道士至宫观者,验其度牒,记其簿曰:某州某处,道士某人,几年几月几日至,如起单纪其:几年几月几日起单。恐有逃亡罪人隐名逸姓以累宫观,知无度牒者,或有公据贴文,亦当辨验,不可久留,当纪簿籍,恐官中挨捕逃亡罪人,以凭查照庶得无累。[28]

明宪宗时因连年遭遇灾荒,几次鬻买度牒以救济百姓。宪宗成化二年(1466)三月,明礼部给僧道度牒以赈济饥民,这是明代出卖度牒史载之首见。成化八年(1472)准扬州巡抚张鹏请给僧道空度牒一万道,以买米济荒,虽一度遭到反对,但到了次年户部发给度牒十万道,以赈济山东,这样明代度牒制度开始泛滥。成化二十年(1485)十月给空度牒一万张,分送山陕地区,民有愿为僧者道者,诣避灾处输粟十石。结果到十二月预度了天下僧道六万名。武宗正德二年(1507)五月,因月蚀度天下僧道四万人。穆宗隆庆六年(1572)准礼部印发空头度牒通行各处召纳。如有来京请给者,赴户部纳银五两发号纸,送礼部给牒。明代后期曾一度严肃度牒制度,如武宗正德十六年(1522),严禁私建庵院寺观及私度出家入道;神宗万历元年(1573)敕王城御史,令游食僧道回籍,禁私自簪冠及不着本等冠服者[29]。但这已经太晚了,难以控制局面了。纳费发牒之举,直至明末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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