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少年的失控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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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渡过相伴的少年少女

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作者盛梦露。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我国17岁以下儿童、青少年,约3000万人受到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困扰,近年来,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持续上升,其中的挣扎与失控却鲜为人知。

“成为抑郁症病人”是不可控的人生插曲,但对人生的影响实在又模糊——无法预测来由与尽头,急遽放大了一个人在青春期所要经历的挣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文明与野蛮,理智与情感。青春期落在这些抽象概念的分野。这里一片混沌,没有路标,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大多数人随潮水平安地度过了,但总有人受困于此。

江俞的困境始于一个U盘。旁人眼中,这只是不可控的生活插曲:即将去学校,发现存放作业的U盘不见了。但在16岁的江俞的大脑中,难以说清的事情发生。

在这个下午,U盘的消失是一个不被容忍的错误。开始她只是急躁,随后,一个念头击垮了她——“如果我想做到的没有做到,什么都做不好,一切有什么意义?”她崩溃大哭、尖叫,把自己锁在房间,躺在黑暗中,“孤独从各个方向潮水一样涌来”。

江俞在床上躺了一个月,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中度焦虑障碍、睡眠障碍。一年里她试过复学,很快又难以为继,休学在家。

在当下语境,抑郁不是单一病种。简单而言,抑郁的表现常见于两类,单相抑郁和双相抑郁。像江俞这样,仅有长时间心境低落的抑郁状态,而无躁狂发作,被归为单相,而双相障碍的患者,既有抑郁发作,又有轻躁狂或躁狂发作,俗称躁郁症。有研究称,在青少年儿童期发病的患者,出现双相的概率更高。

江俞的症状和经历,与多数抑郁症单相患者类似,但对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成为抑郁症病人”成为不可控的人生插曲,但它对人生的影响实在又模糊——无法预测来由与尽头,也或许没有尽头。这急遽放大了一个人在青春期所要经历的根本挣扎——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今年夏天,我和十几个患有抑郁症的孩子聊了聊,试图理解精神疾病如何影响一个少年,而他们在公共领域鲜有话语权。

“渡过”训练营成都站

一座孤岛

2019年8月,一家北京的社会组织“渡过”在杭州富春江畔的一个度假酒店为38个抑郁症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举办夏令营。

这些孩子的故事有类似之处:突然间,一些症状出现,情绪和身体不再可控——终日的焦虑、恐惧,无尽的疲倦,遁入虚无的麻木,或是不寻常的亢奋和愤怒;往往,他们成绩跌落,不再是“乖”孩子,成为学校里的“异类”;最后休学在家。

“(在来这里前)父母说还有很多孩子跟我一样,我一直不相信。”17岁的广西男孩小凌说。

营地中的很多人,是第一次以精神疾病患者或患者家长的身份示人。东北家长胡丽曾是人民教师,15岁的外孙患病。在她的圈子里仅此一例,胡丽一度感到自己的家庭就像城市中的一座孤岛。

几十年前,至少在这些家长年轻的时候,抑郁症闻所未闻。如今,越来越多患病青少年如枯水期的水草浮出水面。“我们那届高三有6个人得抑郁症”;“我妈给我办休学的时候,教育局因为当年抑郁休学的太多,不给办”;“和原本不熟悉的女孩聊着聊着,她说,‘我进医院吃过药你怕吗?’我说,‘药好难吃啊’”……

国内至今没有青少年抑郁症发病率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但参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数据,2017年,大约9.4%的12-17岁青少年至少有一次重性抑郁发作;这个数字在18-25岁的年龄组更高,是13.1%。

和谈论感冒不同,当我们谈论精神疾病,第一反应常常是,什么样的人会得“这样的”病?

但现实中,成绩优异的孩子会得病,普通孩子也会。无论出生在富裕家庭,还是工薪阶层。性格外向、内向,男孩或女孩。这群孩子中有星空摄影师,有留守儿童,有“带头大哥”,有人曾和老师理论把对方说哭,有人写过700万字的小说。他们的父母,有哲学教授、校长、老师、工人、商人、农民、公务员、警察、画家、银行行长、家庭主妇……

尽管医生的经验和调查数据提示,某些人得抑郁症的概率可能更高——例如有过自然灾害、欺凌、童年阴影等心理创伤的孩子,母亲孕产期抑郁、有家族遗传史的孩子,临床上女孩的数量大约是男孩的两倍。但理论上,任何人都可能患病。

“有时候甚至没有什么事件引发,家庭和谐,孩子优秀、与人相处融洽,但(孩子)突然就变得心情不好,高兴不起来。”王智雄医生告诉我。他今年37岁,是北京回龙观医院青少年儿童精神科医师。十几年间,他接触过数千个抑郁症青少年。

训练营的辅导员们

不可预测的病症

抑郁症发生的不可预测,是因为人类对抑郁症的了解尚浅。即使科学家也还未真正理解抑郁症的生物根源。

有一种说法,人类对大脑的认知还不及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因此也不难想象,抑郁症的诊断还主要依靠医生的临床技能,缺乏相对客观的检查结果,即使准确诊断,“患抑郁症意味着什么?”“吃药就能治愈?”“怎么算治愈?”依然在漫长的时间里困扰着患者和他们的家庭。

雨青是个典型的北方女孩,惯用理性掌控自己的人生。生病后也不例外。她起病于大三,后被诊断为焦虑障碍。她认为自己的病尚不严重不需服药。三年后,情况恶化,她开始定期做心理咨询并决定吃药。

吃药满一年,雨青在2019年的大年三十自行把药停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可以“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了”,她一个人住,养一条牧羊犬,每天起床、遛狗、做饭、看书。

几个月后抑郁症复发。雨青终于意识到,抑郁症成为她无法控制的一部分。

“渡过”的创始人张进曾是一位资深媒体人,今年53岁。他在2011年患重度抑郁,一年多后靠药物获得临床治愈,但依然常年服药。他曾是“药物派”的拥趸,坚信药物可以治愈抑郁症。但在接触众多病例后,他认识到药物的局限。

抑郁症的发生,科学尚无定论。“目前仅有一些假说(如神经递质假说),它们都有一些研究成果作为论据,但有时也相互矛盾,甚至相互否定。”张进在他最新的科普文章中总结,药物的效用是改善“下游”症状,如调节大脑中的物质从而改善人的情绪,但这不等于康复,因为“上游”的病因没有得到处理。

即使在消除症状这一点上,药物的效果是有限的。王智雄说,来找他看病的大多是难治性抑郁症的青少年,其中大约四分之一能够临床治愈,二分之一病情有不同程度好转,剩下四分之一的患者病情容易反复,或者病情始终迁延、功能恢复困难。根据最新版的《精神病学》,经过抗抑郁药治疗后,大约15%的患者达不到临床治愈。

一切都要归咎于大脑的复杂。对青少年而言,大脑仍在生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

“药物更像是一根拐杖”,张进认为,在获得更根本的(内心)治愈前,药物能支撑患者获得更多疗愈机会。吃药一年以上是普遍基准,对于多次复发的抑郁症患者而言,常年服药乃至终生服药也是无奈的选择。复发的概率始终如阴云笼罩。

失去药物这根“拐杖”几个月后,从某天开始,雨青的脑子里冒出自杀的念头,从此挥之不去。带着这个念头,雨青仍然每天起床、遛狗、做饭、看书。

“之前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得病的正常人……但是在这之后我发现这种病不一样……(别的病)只是影响了你的身体,但不会给你的大脑植入一个死的念头。”雨青讲述时,我感到她用尽力气,凭借巨大的理性把自己“完好”地聚拢起来。

野外徒步

失控的生活

对一些抑郁症少年而言,最早“失控”的是身体。

这场始于大脑的疾病有一个特殊之处,情绪和神经的异常会牵引出躯体症状,让人难以分辨。

北京男孩天冉高三时突然频繁腹泻,腰痛背痛。他花了三个月在消化科、中医科、肛肠科、骨科辗转。治疗陷于徒劳,天冉在搜索引擎里输入“我不想活了”,随之跳出的自杀干预信息点醒他。最终他被确诊为双相。在药物作用下,他一个月增重30斤。

山东13岁的男孩海洋在一次体育课被罚200个蹲起后,终日双腿不安,无法入睡。他在儿科住院,被抽了四十多管血、做了核磁、CT,最终被确诊为情绪障碍。

江俞发觉身体和大脑有某种联系。情绪异常时,身体也会发出信号:头痛、头晕、心脏痛、胸闷、胃痛、腿疼、手疼、四肢无力、呼吸困难……

服药后,药物副作用对身体是另一重负担。陕西女孩王明,一说起副作用滔滔不绝。她被诊断为双相,情绪在消沉和亢奋之间循环;吃完药,她的身体也在两种状态间跳转。一种是“立地成佛”,好的感受、坏的感受都没;一种是“心跳失衡”,“也不知道是跳快了还是慢了,呼吸不上来,要死的感觉”。“我觉得吃药很不好”,王明担心“吃药对身体会有不可逆转的损伤”。她想起突然少吃一顿药的难受劲儿——头疼,恶心,冒冷汗。

另一个常见的药物副作用是嗜睡。睡到下午很平常,有的孩子一天甚至要睡上16个小时。

情绪联结着身体和认知。在这场复杂的疾病中,情绪的失控是核心症状。在我的受访者中,终日的焦虑、恐惧最为普遍,然后是不寻常的亢奋和不可遏制的愤怒,同时还有无尽的疲倦、遁入虚无的麻木。

2018年的夏天,北京下了几天大雨。当时天冉休学在家,“每天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醒来”。为了多睡一会儿,他不吃饭不喝水,就在一次又一次醒来又睡去中往复。这个循环一般要到中午。下午再也睡不着了,他就在窗边看雨,一坐一下午。晚上在焦虑绝望中睡去,直到下一个循环。他说,生病就是“相同的日子重复了许多遍”。

最为激烈的情绪崩溃,往往只有在至亲面前才会发生。重庆女人王斐把患病的儿子骗到营地,引起了他的不满。一天活动结束,王斐回到房间,所有东西包括棉被都被儿子甩到地上,食物和牛奶四散。雨青在与父母独处的夜晚无止尽地哭泣。还有人甚至对至亲大打出手。

在营地上,我所目睹的唯一一次失控,是一声怒吼。一次自由讨论会上,辰皓被另一个大人的观点激怒,爆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号叫。他的母亲坐在他身边,陷入尴尬的沉默。

辰皓,19岁的疑似双相患者,很快恢复了他惯有的轻松。母亲目光黯然,呆坐了一会,终于忍不住掩面抽泣。母亲的哭泣剧烈起来,辰皓没有去看她,也不试图安慰。

出游途中的老师们

被压抑的青春期

虽然脑科学无法解释抑郁症的准确病因,但可以提供另一种思路。

唐志雄是北京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医院的精神心理科医生,今年53岁。他也曾是抑郁症患者。虽然临床上他接触的更多是成年患者,他出于自己的患病体验,结合脑科学研究、临床经验和自身经历,试图解释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生。

他认为,青少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家庭的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即社会化。

这种变化分两个层面。生理上,大脑负责理性控制的前额叶区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需要在成年早期(22-24岁左右)才能完成。而主管情感的中枢——边缘系统——在青春期已经发育成熟。因此青少年的行为往往更多受情感支配,而缺少理性控制。

生活中,青春期是社交敏感期——这个时期的青少年更渴望与同龄人相处,在游戏与玩耍中模仿成年人的社会行为。“他们之前是家庭的人,在青春期要逐步向社会化的人转变”,这个时候,他们需要通过认识自我的情绪、欲望,学习与人相处,既竞争又合作,找到自我的定位。

然而,唐志雄认为,这个社会化发育过程往往被现实压抑了——过度注重培育智力而忽视情感教育的学习氛围,过重升学的压力,复杂的同学、亲子关系的矛盾,缺乏运动与社交、缺少与大自然接触的生活方式,都是滋长抑郁症高发的因素。

在他看来,抑郁症的产生机制是“大脑适应能力不足受社会性因素的激化”。

辰皓失控那天,前一天采访过他的我走过去问他,为什么没有安慰妈妈。他的表情有点为难,凑到我面前轻轻说,“我那天跟你说过”。

我猛然想起,他曾说过——“我恨我妈”。采访那天,他跳跃但有逻辑地给出了四个层面解释:他和母亲从不习惯有肢体接触;他即使安慰,妈妈也不会说“谢谢”;他知道,如果他无法做出妈妈所期望的回应,她就会失落,这给他压力;最后,他有情绪的时候会想很多,最终思维已经跳过了让他做出行动的时机。

在辰皓身上,理性与情感独立地并存着,但情感似乎在更早的时候停止了成长。他告诉我,从12岁父母离婚起,他把一部分记忆封存在一堵高墙之内,需要时去调取。很多事记不起来了。

训练营中集体外出

表达爱的契机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原生家庭问题直接导致了孩子患病,良好的亲子关系、有效的沟通对抑郁症康复有莫大帮助。用家庭治疗师夏生华的话说,“心理问题需要靠爱来疗愈”。

夏生华是一名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她成功干预了有抑郁情绪的青春期女儿。作为一个母亲,夏生华更能理解抑郁症孩子与家长的处境。

现代医疗更倾向用一种全面的角度看待人,即把人看作“生物-心理-社会关系”的总和。夏生华认为,当我们谈论抑郁症的根源,更多地探讨原生家庭问题,是因为“生物”和“社会”因素几乎不可控,但家长和孩子能做的是——心理的疗愈。

江俞的母亲李菁在女儿病后,做出改变。江俞从小习惯和父母之间隔着一道上锁的门。初中时,父母恼火这道门,曾把她房间的门锁拆了。有一次因压力太大而崩溃,江俞走出房门,走到妈妈身边,却什么也说不出口。她又回到房间。这件事李菁没有记忆。

U盘事件后,江俞拒绝上学,把自己锁在房间,李菁一开始很愤怒,“怎么可以不上学?想不到抑郁症也没听过。”甚至在江俞被确诊为抑郁症后,矛盾被激化。“大人觉得是你自己的问题——脆弱、懒啊,就连学习都受不了,以后怎么经受社会?”

江俞说,“有次特别过分,诊断了没多久,我一回家,她(妈妈)带几个人冲进来,在房间里烧香,我吓坏了。”江俞尖叫着跑到楼顶的木屋,锁上门,砸毁所有周身的物件,在天台边大哭。

病中,李菁大多数时间都在门外干着急。“她就门反锁着,一天只吃一顿饭。有时候我上班就打个卡回家,回来一看,她还是没开门。很想见她,但不知道怎么表达。想得越多,越小心,越怕出错。”

转机发生在“渡过”的营地上。李菁放下了焦虑、小心翼翼,尝试新的沟通方式。“我妈确实改变挺大”,江俞当着妈妈的面表扬她,“以前妈妈可凶了,该去做的一定要做,比如我必须从床上起来,现在我躺在床上,她会问,‘你感觉怎么样?’”

营地上,夏生华发现两种极端案例,或多或少折射出每个家庭的问题。一种是完美家庭,一种是随性家庭。完美家庭里,父母是高知,非常开明。但完美也是一种压抑,孩子在追求完美中压抑了自我;久而久之产生内心冲突;随性家庭中没有章法,孩子呈现出三岁前的状态,一有冲突就发怒,常常极端到声称跳楼,被学校劝退,孩子在慌乱中迷失自我。

夏生华的建议是,父母需要给孩子纯粹的爱,尽量地避免说教、命令、指责;同时,也要坚守底线,在家庭中建立规则,信任孩子,用规则代替一味的满足。

基于青少年大脑发育的阶段,对他们而言,身教比言传更有效。

工作人员们,右一为夏老师

外在压力下的内心冲突

并非所有父母都能改变。

四川女孩言冰逐渐把自己在精神上独立于父母。她发现,父母是普通人,尽管他们很爱自己,仍然是难以改变的。

言冰从小懂得察言观色。小时候,父母关系紧张,三个人一起走路,爸爸走得快,妈妈走得慢,言冰只敢走在他们俩中间,还要时刻在意自己跟他们两个人的距离。言冰抱着希望与父母沟通,后来她发现,无论说什么,最后的场景往往是——“他们吵起来,互相责怪,然后怪到我的头上”。

江俞复学后,我再一次联系她。我问她:作为青少年,患抑郁症有什么特殊感受?

她说,“我们生活的环境受到各方面的压抑,父母、老师、同学,抑郁后……不知所措。因为比成年人更难以得到‘选择’的权利。父母不能换,老师不能换,同学不能换,而他人也不是仅凭自己就能改变的,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当前环境所带来的困扰”。

“怎么理解这种‘不知所措’?”

“有时候和家里吵架,被大人责骂……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去修补这些东西,感到迷茫……甚至会困在‘是不是自己的错’的境地。不知道如何去改变,就算改变了,自己面对的仍然是没有改变的父母,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于是无论如何都感到痛苦,情愿缩在角落里,变成谁也看不见的东西。”

随着病情发展,天冉的抑郁症被摆到了明面上。老师开始“劝告”他:“你们抑郁症就是想太多。”“你想开点不就好了吗?”天冉也无法把生病的耻辱感从意识中消除,在班里就想蜷缩在角落,不敢说话,不敢融入班级。

他者像一面镜子,病中的青少年能敏感地察觉并把他人的评价压在自己身上,成为新的伤痕。

母子互诉衷肠并拥抱

竞争系统中的易感人群

在人类学研究《萨摩亚人的成年》中,人类学家米德考察了南太平洋上一个热带岛屿上原始部落中的青年男女。她发现,“由于社会盼望他能像花朵一样慢慢地、平静地开放,萨摩亚少年在成长过程中没有冲突。”他们“轻松而愉快”;“生理的变化没有伴随明显的心理变化,在别处会出现的青春期的不安和压力在这里消失了”。尽管研究存在争议,对异文化的研究提示,我们时刻处在无形的社会结构之中,我们的身心在与环境的互动中成长。

除了原生家庭、社会对疾病的偏见,受访的青少年们表示,他们最大的心理压力来自竞争。在推崇效率、鼓励竞争的现代社会,学习成就是一个少年自尊的来源。它能给人成就感,获得同伴的尊重,获得父母的认可,被社会期许一个美好未来。

唐志雄认为,青春期最重要的议题,是在社会中找到“我”的位置。患病的孩子是在这个竞争系统中的易感人群。很多患病的孩子曾在竞争系统中经历过自我系统的崩溃。

辰皓的父亲是哲学教授。他像要求自己那样,要求辰皓“牛逼、完美”。这些信号散落在日常互动中——饭桌上父亲会谈论各个哲学流派,除了哈佛、耶鲁之流,其他学校父亲甚至不会提及。辰皓也极度理性,用他的话说,“拼命学习,自我空化”。高中,他为了最大限度地学习,为自己设计了一个精密的操作系统。举个例子,他每天从起床到出门只需要5分钟,骑车上学被分解成几个固定的动作,行为被他总结、定制、实施。这个系统功率接近过载地运行了一阵,到最后完全崩溃,完全失去动力——他开始生病。

彦君的系统关键同样是“过载”——她可以一整天不离开座位。从早上6:30起床到学校,一直到晚上9:30晚自习结束。她可以一整天不去厕所、不吃饭、从不离开椅子。在生病的这个学期,她感到自己的能量在期中考就耗尽了。期末复习时,她发现自己什么都没学会,在极度焦虑中麻木了。一天,彦君不小心在手上割开一个口子,看着血流出来,她突然感到一些安慰。思考两天后,她开始偷偷去厕所用小刀划自己的手臂,割完很痛,但心里很爽。“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死,但是有好多不得不面对的事情就非常焦虑,割完之后能冷静一些,觉得爽而且能恢复知觉,另外,我也想惩罚自己。”

攀枝花男孩振飞在成都一所重点高中借读。借读身份给他巨大压力,他孤注一掷地学习,几乎没有朋友,不参加集体活动。最多的时候,他一个周末要补2节数学、3节物理、2节化学、1节英语、1节语文、1节生物。每天洗漱花十分钟,吃一餐饭十分钟。一次考试失利后,和老师、母亲的矛盾激化,振飞休学、患病。

让我意外的是,说起这些往事,他们不后悔。彦君有时候会想,如果当时不是手上的伤痕被发现,现在是不是也撑下来了。振飞有时想起在学校的日子“回想起来挺充实的,还想过这样的生活”。

总有伙伴与美食相伴

在社会支持下疗愈

来到营地的孩子大多以复学为目标。彦君曾几次鼓足劲回到学校,但每次,只要坐在教室,对成绩的焦虑立刻充斥大脑。

营地老师邹峰告诉我,这样的反复很常见。他认为,是孩子们应对环境压力、应对困难的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类似的压力、场景重现,又会陷入以往的认知和情绪中去。

张进曾有一个设想,他把抑郁症患者的遭遇称为“触底反弹”,生病后,大家在一座农场里生活,做些体力劳作,在群体的支持下让患者慢慢获得对自我的掌控感,或许是一种理想的疗愈方式。在这里没有对疾病的偏见,没有压力,有病友的同理心,有充足的时间来实现内心的疗愈。

“渡过”的营地活动正是在这个理想的支撑下诞生的。

王智雄医生说,抑郁症的康复,在药物之外,还需要配合心理咨询和社会支持。“目前三个阶段资源都很缺,但相比而言,社会支持是最缺乏的——因为公众意识的缺乏和难以盈利”。因此,他很赞赏“渡过”这类社会组织为抑郁症青少年提供的社会支持。

今年夏初,“渡过”北京营组织学员攀登居庸关长城。居庸关长城横跨东西两个关隘,全长四千多米,在登完相对平缓的东段后,仍有11位少年决意挑战险峻的西段。一路上,有人摔倒,有人抽筋,但大家耐心等待,相互陪伴,彼此鼓劲,最终全部成功登顶。

张进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这次活动像是抗郁的一个隐喻,阐释了何谓社会支持——如果没有相互的鼓励和扶持,这支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是不可能登上峰顶的。

这正是“渡过”举办营地活动的核心理念——彼此陪伴,在普遍不友好的大环境中创造一个患者友好的“疗愈场”。

老师和孩子们在一起

接受不可控的“黑狗”

即使药物、家庭、社会环境一切完美,真正的治愈仍关乎内心:接受身体里不可控的“黑狗”,重新在生活中找到自我。

如张进病后多年领悟到的,彻底的治愈在于自我的整体提升:到那时,各种力量重回他的身上;他能感受到爱,也能付出爱;能获得基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认可,对自己的生活有足够的控制力。

小洁是亲子营上一个寡言的短发女孩。她很聪明,但她容易生气。课堂上老师念了别人的作品,没有念她的,她生气;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鼻子,觉得不好看,她愤怒得想踢椅子;听到老师说一个女生漂亮,她怒不可遏地想离场。“我很想不通,那感觉就像我得了99分,但是得97分的那个人被表扬了”。

当她感觉自己想表达的东西无法说清,她拒绝再和我聊下去。

一次讨论结束,她主动找我说话,“我刚刚听到别人发言,觉得那就是我想到的,你再说有什么用?就很不服气。”“我很怕让自己显得很傻。”“我总觉得我的思想和努力没有被认可,别人不了解我。”

“就是刚才,我意识到自己有强迫,”她问我,“我是不是高估自己了?”

那天晚上,她参加了营地的摄影比赛,大家第一次听到她发言,陈述自己的作品。她没说完就坐了回去。评奖时,她的作品落选一等奖。她哭了,哭声越来越大,一直无法停止。

没有人阻止她。一个营地老师后来说,这是成长的必经之路。

今年春天,天冉逐渐把药停了,每天靠大量运动维持情绪,每天往复着“白天躁狂,晚上抑郁”。但他能察觉到情绪的来临,慢慢学会“驯服”它,“白天借着躁狂的劲儿多做些事,同时不随便语言上攻击人;晚上抑郁时候自己能意识到抑郁的到来,好好休息”。他决定放弃高考,通过专业的实务培训,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

营地老师马龙自18岁发病至今已27年,他如今依然能高强度地工作,但每次营地结束都要睡上三天才能恢复精神。

唐志雄成年后患抑郁症,除了药物,主要靠跑马拉松来治愈自己。他认为,从情绪障碍的角度看,这或许是一种不可完全弥补的缺憾,但把视角放到人的一生,康复的经历是自我成长的一部分。他说,第一步是接受现实,接受“我是谁”。

什么是真正的康复?天冉觉得,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和症状共存就算康复,“从被迫失控,到接纳失控”。

(文中患者及家属姓名皆为化名)

“渡过”厦门训练营

自2018年12月起,“渡过”已经先后举办了8期线下训练营,1期复学营和1期赋能营。“渡过”团队在实践的过程中完善理论,在探索“生物-心理-社会”三位一体综合疗愈的路上不断前行。

“渡过”第九期厦门营将于12.20—12.26在海天胜地鼓浪屿举办。

厦门营包含:青年营、成长营、家长营和成年营,其中成年营是首次推出。

”渡过厦门营”汇聚了三十位老师和工作人员,同时有四个分会场,筹划了四十五场活动,其中,美学老师是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厦门)策划人。

厦门营以营员为中心,配备了十位专职的辅导员,和营员一起参加活动,关注每个人的感受,尤其是成长营和青年营孩子,平均每八人有一个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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